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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编撰,并非司马光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知识的累积、深思熟虑的必然结果,其中还饱含着丰富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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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谏是门“技术活”——《资治通鉴》中的君臣之道

作者: 大成 发布时间: 2019年11月07日 16:20:35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

《资治通鉴》的编撰,并非司马光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知识的累积、深思熟虑的必然结果,其中还饱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据史记载,赵匡胤、赵光义结束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统一中国之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又由于佃户、庄客对地主阶级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弱,生产积极性有了较大的提高,伴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大量荒地的开垦,农业生产跃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由此,带来了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和商品交换活动的繁盛。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强烈呼唤着能与之适应的文化。

于是,理学、文学、学术、科学技术以及绘画等诸多方面的大手笔、大制作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文史研究方面,也急需要编写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包揽古今,通俗易懂且便于初学的通史著作。

此一编纂目的,更与宋英宗、宋神宗这些"日有万机,何暇周览"的特别读者平时的阅读需求不谋而合。于是《资治通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问世了。

《资治通鉴》所述历史,上自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1362年 ,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历史上只有《史记》与之媲美。

在史事的叙述中,无论一事、一年、一朝代或一皇帝的某个片断,都可以当成一篇完美而生动的故事来看,特别是关于若干战争情况的介绍,不仅继承了《左传)、《史记》的优良传统,甚至是青出于蓝却胜于蓝。

其内容参考并选择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其目的就是要向统治者提供高度清晰且又准确的"镜子"。

《资治通鉴》着重历代的政治史,所以写兴盛,也写败衰;写圣明皇帝,也写昏君庸王;写精明强干的宰相和敢于谏诤的大臣,也写奸佞贼臣和贪官污吏。

司马光认为,叙述国家兴衰、民众祸福,要使读者自择善恶得失,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那就不需要使用令人费解的褒贬之辞,即所谓的"春秋笔法"。

因此,《资治通鉴》善恶必书,无有讳隐,尤其是对统治者及统治集团中的丑坏事及各种罪恶行径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治通鉴》也是一部以历史为镜子的进谏书,它反映了司马光"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的忧国忧民意识。

司马光于《资治通鉴》之中著录了诸多臣民直谏、君王纳谏之事,还有不少评论直谏与纳谏之道的言语,既反映了司马光对于君臣关系的一种清晰的认识,以及反复强调的坦诚为公之道和极力抨击君臣之间相互欺诈、相互蒙哄的恶劣行径。

同时,也表明了司马光以纳谏和用人为君道之本的鲜明见解。

贤明的君主不仅善于纳谏,重要的是可以用谏,即将大臣合理的建议、规劝落实到施行仁政的治国方略之中。

对臣子的谏诤之言,能够作为鉴戒,当成镜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相反,于谏诤之言置若罔闻,或严辞拒绝,或故意我行我素,结果,则是身亡国败。

历史上该种类型的君王甚多,如果不将他们的行为进行系统的总结,就无法昭示后来的有国者。

书中记载,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录孟尝君门人公孙戌怀私念而进谏,孟尝君不计较他的私念却采用了他的谏言。

接着,孟尝君在门板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有能扬文(按,孟尝君姓田,名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 点击下面空白区域查看孟尝君纳谏典故

孟尝君代表齐国前往楚国访问,楚王送他一张象牙床。孟尝君令登徒直先护送象牙床回国。登徒直却不愿意去,他对孟尝君门下人公孙戌说:"象牙床价值千金,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损伤,我就是卖了妻子儿女也赔不起啊!你要是能让我躲过这趟差使,我有一把祖传的宝剑,愿意送给你。"公孙戌答应了。他见到孟尝君说:"各个小国家之所以都延请您担任国相,是因为您能扶助弱小贫穷,使灭亡的国家复存,使后嗣断绝者延续,大家十分钦佩您的仁义,仰慕您的廉洁。现在您刚到楚国就接受了象牙床的厚礼,那些还没去的国家又拿什么来接待您呢!"孟尝君听罢回答说:"你说得有理。"于是决定谢绝楚国的象牙床厚礼。公孙戌告辞快步离开,还没出小宫门,孟尝君就把他叫了回来,问道:"你为什么那么趾高气昂、神采飞扬呢?"公孙戌只得把赚了宝剑的事如实报告。孟尝君于是令人在门上贴出布告,写道:"无论何人,只要能宏扬我田文的名声,劝止我田文的过失,即使他私下接受了别人的馈赠,也没关系,请赶快来提出意见。"

这正是司马光肯定孟尝君能够用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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