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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中,文化典籍作为载体的交流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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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

作者: 大成 发布时间: 2019年11月07日 16:23:48

众所周知,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中,文化典籍作为载体的交流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是用有形的文字来沟通和交流彼此文明的,因此其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

中日两国文献典籍的交流,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东传扶桑,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规模大、领域广,这在全球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亦是极为罕见的。

中日两国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文献典籍的交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两国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差异,使其传布的渠道、媒介、和方式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日本自应神天皇(日本的第十五代天皇)之后,就不断有汉籍文献传到扶桑,直到明治维新前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到了近现代,日本出版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又大量西渐,传布到大陆,这种微妙的变化,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日两国间先进与落后的转化,先生与学生的演变过程。

在文献典籍传布的媒介和方式上也由最初人员的自然交流,进而命专人抄写、请求馈赠、寻访或赏赐、彼此交换,到现金采购,翻刻和翻译等。沿着这条文献典籍的传布轨迹,进行探索和研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是意味深长的。

一、 清代以前中日文献典籍的交流

中日两国文献典籍的交流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当时是伴随着人种交流进行的。传说早在秦代时,方士徐福(市)就曾率领三千童男童女以及百工等东渡日本列岛并带去了不少典籍。对此,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曾作了如下描述:"传闻其岛居大国,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提手边加个为)童老。……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正大典藏夷陌,苍波浩荡无通津。……"(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五,《日本刀歌》)这首诗可以说是中国文献典籍早期传入日本的记录和历史的回顾。可是这只是一种传闻,并不见于正史记载。

在徐福之后,据传在公元284年(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百济使者阿直岐到达日本,由于他的推荐,百济博士王仁于次年到达日本,为皇子菟道稚郎子之师,并"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从这一记载中可以得知,在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典籍已传入了日本。到了公元7世纪初(即隋未唐初之际),有更多的中国文献典籍东传到了日本。这可从公元604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十 七条宪法》中的许多遣词造句,直接引用中国经典,得到证明。其次,日本奈良时期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律令中也经常引用中国典籍的内容。例如在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制定的《养老律》和《养老令》中,除大量引用中国典籍外,亦按中国唐代国子监、太学一样,有把儒家经典分为"正经"和"旁经"的规定,将其分为"大经"(《礼》、《左氏春秋》)、"中经"(《诗经》、《周礼》和《仪礼》)和"小经"(《易》、《尚书》)三类。此外当时日本学者都兼学《论辩》和《孝经》等中国经典。这充分说明在日本飞鸟、奈良时代,中国文献典籍已在东瀛广为流传。

与此同时在日本政府中还专门成立了汉籍的抄录、誊写机构—"写经所"。在这里由"写经生"专门抄写汉籍,以便于其广为流传,至今有的抄本还完好地保存着。

日本平安时代,由贵族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遣唐使、遣唐僧和留学生团体,开始了中日文化的直接交流。他们中许多人曾经在中国长期居留,回国时便把他们在华搜集的大量典籍、文献带回了日本。据藤原佐世编纂的《本朝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有中国典籍四十类,共计1568种、16725卷,约占当时中国文献典籍的一半左右。

在日本镰仓、室町和安土桃山时期(1184—1600年),即所谓"五山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南宋至元明时期,文献典籍的传布主要靠禅宗僧侣、知识分子往来,用儒释互补,彼此融汇、沟通的方式进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长年战乱不已,将军擅权,故寺庙成了保存文化和传播文化的最好避风港。当时日本禅宗大兴,僧侣们认为学习和掌握中国的文献典籍,特别是研究儒学典籍是候选者本身素质高低的一种体现,亦是一种美德。因此非常用心,并竭力搜求更多的中国典籍,因此他们是当时日本最有学问的人,操纵着一切学术活动。例如僧人荣西1168年(日本仁安三年)首次入华求法时,就带去天台宗的新章疏三十多部,共计60卷。其后僧人俊仍于1211年(日本建历元年)回国时带的典籍更多,总计2013卷,其中有律宗大小部文327卷、天台教规文字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儒家著作256卷(内含朱熹的《四书集》初刊本、杂书463卷,法贴、御笔、堂贴等碑文76卷等。他的弟子闻阳湛海1244年从华返日时也随身带回佛经数千卷。此外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圆尔辩圆(即圣一国师)于1241年(日本仁治二年)自宋带回国的汉籍也达数千卷之多。这些书籍除一小部分是用钱买或以物交换的外,大多数都是由宋朝当权者者或朋友赠送的。这些从中国带回来的宋版典籍促进了日本出版事业的发展,很快在京都和镰仓等地出现了以"宋、元刻本作版样而仿刻的版,或者仿效这些版样而刻印的版。"这就是所谓的"唐式版"。其后入元僧镰仓净妙寺的太平妙准和他的弟子安禅等人从中国带回了《大藏经》。此外还从元朝引进了除佛经以外的各种书籍,如《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周礼》、《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老子》、《列子》、《庄子》、《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荀子》、《墨子》、《淮南子》、《文中子》、《东臬子》、《吴子》、《孙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山海经》、《尔雅》、《神仙传》、《孝子传》、《先贤传》、《烈女传》、《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群书治要》、《玉篇》、《广韵》、《传灯录》、《五灯会元》、《宗镜录》、李善注《文选》、《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亨释书》、《新刊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春伙经传集解》和《佛祖统记》等书。入明以后,中日两国除僧侣往来外,彼此间还互通使节。日本当政者借此机会公然向明政府索要称有已知和铜钱。例如足利义政将军曾向明朝上书说:"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教乘法教》全部、《三宝感录》全部、《教乘法数》全部、《法苑珠林》全部、《宾退录》全部、《兔园策》全部、《遁斋闲览》全部、《类说》全部、《百川学海》全部、《北堂书钞》全部、《石湖集》全部、《老学庵笔记》。经过访明使了竺清茂代奏,终于得到明朝颁赐,并得到铜钱五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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