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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权力越大,皇帝就越辛苦。高度专制的君主政体对皇帝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皇帝要具备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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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不出去的腐败周期律:专制王朝如何走向灭亡?

作者: 大成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3日 14:54:21
  在实践中,权力越大,皇帝就越辛苦。高度专制的君主政体对皇帝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皇帝要具备崇高的职业道德。因为他要日理万机,每天翻阅如山般的奏折和文件。从汉武帝开始,每天就有太监不断地把竹简抬过来让他批阅,到雍正皇帝时虽然竹简已经改为纸张,但他每天还是要挑灯夜战批阅文件,只能在凌晨的时候睡上几个小时。每天面对文山、案牍是非常枯燥无聊的工作,没有超强意志力和职业道德的人是接受不了这份终身职业的。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就为要不要按时上班和开会,和大臣们闹了一辈子的矛盾,而万历皇帝则干脆拒绝履行皇帝的职责,躲进深宫几十年不出来。其次,皇帝还要有健壮的身体和极强的能力。既然不断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就要承担越来越大的工作量。

  皇帝的工作是终身的,一天都不能停止,还要在纷繁复杂的危机、难题、抱怨、告状、申诉、邀功和鸡毛蒜皮中发现真相,分清轻重缓急,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份工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们总是能较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西汉的刘邦,东汉的刘秀,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北宋的赵匡胤,清朝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都是真刀真枪在社会动荡中杀上来的。他们工作经验丰富,而且对自己亲手奠定的江山十分珍惜,所以干起活来不会抱怨,更不会逃避。然而,即便是像朱元璋那样对腐败恨之入骨的工作狂也不能根绝腐败,那我们又怎么能奢望那些生在温柔富贵乡中,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子孙后代们会更加尽职做得更好呢?因此,皇帝的能力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反腐倡廉的力度一代不如一代,腐败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宽松。

  第三个原因,作为腐败主体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强大。

  无论什么样的信仰,什么内容的政策方针,都需要官僚系统来落实和执行。强大而稳定的官僚系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特色。一般来说,在王朝建立之初,草创的政府机构规模还很小,官吏人数也不多,加上信仰尚在、皇帝出色,所以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突出。但几代人之后,官僚系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很容易背离应有的宗旨,发展出独立的逻辑。那是一套保守、中庸的逻辑,以自私求利为目的。于是,官僚系统的部门利益超过皇帝和百姓的利益,也超越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利益。最可怕的是,随着机构与人员的膨胀,官僚系统独立的逻辑会不断强化,整个系统会越来越强大。

  嘉靖皇帝即位时,内阁首辅杨廷和借新帝登基之际,用登基诏书的形式裁撤编制外人员14.87万人,仅口粮一项每年就可为朝廷节省漕粮153.2万石。应该说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却遭到了官僚系统的激烈反对。此后,杨廷和上下班都要由嘉靖皇帝特旨派遣的上百名禁军团团护卫,否则便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裁员不仅直接损害被裁撤掉的官吏的切身利益,而且损害了与之相关联的圈子、部门的利益,多少人的生计和发展,多少部门的面子和权力都寄托在上面,他们哪能善罢甘休,能不把杨廷和视作头号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吗?所以,不断有人整杨廷和的黑材料送到嘉靖皇帝的案头,甚至朝杨家射箭,或者埋伏在杨廷和上朝的必经之路旁行刺。最终,杨廷和在强大的官僚系统面前败下阵来。这个事件警告后人,给官僚系统“瘦身”是异常危险的事情。

  官吏们身处官僚系统之中,目的已经不是为国为民,而是纯粹追求个人利益。金字塔形的结构决定官员要想获取更多的利益,必须向上攀爬,追求升官。于是,王朝发展到中期,官僚系统无不以钻营为能事,以升官发财为目的。

  嘉庆初年,被官场斥为迂腐而遭流放的洪亮吉把官员分成模棱、软弱、钻营、苟且四种类型,并感慨地说:“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这样的官场风气,使得各级官吏将公事视同虚设,甩开膀子贪赃、乱作为和不作为。比如清朝中后期,军队极端腐败。军官们的腐败手段远比不上直接管理百姓、负责财政和司法的文官们广泛,可他们依然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搜刮手段,如吃空额、克兵饷、冒功请赏、参与走私、贩卖鸦片等等,大小军官“全不以军务为事”,“寡廉鲜耻,营私肥己”,部队中官兵关系紧张、派系林立、纪律散漫、操演废弛,以至于出现水兵不识水性,骑兵没有马的怪事。就是这样的军队,清朝一直整顿不得,更是裁撤不得。因为军队的官僚系统已经强大到欺上瞒下、抗拒监督的地步了。

  乾隆年间,甘肃赈灾案爆发,牵出集体腐败的甘肃官场,其中仅布政使王亶望一人即贪污白银三百余万两。若依法办事,甘肃府道以上官员要为之一空。这显然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乾隆不得不从宽处理,法外开恩,没有将甘肃官员全部拿下。但即便如此,仍有56名甘肃官员被杀,46人免死发遣,而革职、降调、罚赔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在这里,官僚系统的集体腐败也产生了强大的力量,让执法者投鼠忌器,不敢依法办事。王亶望是捐纳做的官,乾隆皇帝认识到“纳资授官,本非善政”。他的孙子道光皇帝也感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可祖孙俩就是不能废除捐官。直到八国联军把北京给占了,光绪皇帝才终于痛下决心,以上谕形式明确严禁全国捐纳买官。然而,因为捐纳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官府的财政收入、人情网络等等,所以一直到清朝灭亡,捐纳行为始终存在。

  一个王朝在初期建立的许多制度,到中后期看来,仿佛就是天方夜谭。比如顺治帝对官员的三年大计,到乾隆以后就流于形式,完全成了相互恭维的过场。顺治帝一次性免去969名官员顶戴的壮举,到后期竟变为一个传说。再比如,顺治皇帝曾在1659年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官员贪污十两就抄家,衙役贪污一两就流放,照此标准,清朝中后期告别时互赠上百两“别敬”,每年夏、冬两季地方官员给中央各部委送几千两“冰敬”、“炭敬”的官场,人人都得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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