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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一直是思想家们爱谈论的话题。关于苏格拉底被处死的真实原因,不仅众说纷纭,而且疑问多多。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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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制的衰落

作者: 大成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11日 16:53:37
  苏格拉底之死一直是思想家们爱谈论的话题。关于苏格拉底被处死的真实原因,不仅众说纷纭,而且疑问多多。笔者认为,没有进一步的材料,一切意见也只能是猜测而已,既无法彻底消除相关疑问,又无法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正如列维(A·W·Levy)所说:“我相信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只有探讨发现苏格拉底对我们的意义才是永恒持续的。”两千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还原苏格拉底,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苏格拉底身上看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苏格拉底为何被起诉

  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被起诉。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被起诉,被起诉的真实原因何在?对此,英国学者霍普·梅(Hope May)在《苏格拉底》之开篇这样写道:“如此高龄的他被如此严厉地处罚,正说明了他对雅典人的搅扰之深。倘若未被处以极刑,苏格拉底依然会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死去。然而雅典人还是被迫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即使如此高龄。”霍普·梅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或许,苏格拉底对希腊人智慧的检查确实使希腊人困扰不已。当然不至于此,苏格拉底被起诉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里我们就从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说起。

  指控苏格拉底的人有三个:悲剧诗人迈雷托士(Meletus),检察官安匿托士(Anytus)和修辞家吕康(Lycon)。他们分别代表了雅典城内几种不同的职业团体,正如苏格拉底所言:“迈雷托士为诗人们出气,安匿托士为艺人和政客们复仇,吕康为说客们抱不平。在应对指控者的答辩之前,苏格拉底首先对多年以来公众的偏见进行了申辩。他认为:对他的正式指控正是出于这种多年以来的更为根深蒂固的偏见。他说,雅典人中多数人自幼就受他们影响,相信他们的毫无事实的诬告。苏格拉底的担心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公众的偏见、公众对他的长期以来的错误感知才是最可怕的,“是这些含糊的偏见,而不是目前的这些起诉者的指控,很可能妨碍公正的审判”。苏格拉底将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者称为第一批原告。而在这些人看来:“苏格拉底是无事忙的为非作恶的人,凡地下天上的一切无不钻研,能强词夺理,还把这些伎俩传授他人。”从他们表述可以看出,显然把苏格拉底感知为自然哲学家和智者。对此,苏格拉底否认自己为智者,因为他从未向他人传授什么,更不曾因此收受钱财;同时,否认自己是自然哲学家,因为他对自然主义所关心的各种事情并不感兴趣。

  既然苏格拉底否认自己是智者和自然哲学家,而且又有他的道理所在,那么公众对他的错误感知从何而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苏格拉底的个人活动是促成这种感知的主要原因。苏格拉底毕生以神谕为指导,检查雅典人的智慧。他不断地找人辩论,探讨他所喜爱的美德、正义、勇敢等话题。他的能言善辩是众所皆知的,而且,他的盘问和反驳使雅典人深受其扰。由于一般的公众根本无法理解苏格拉底的行为,不理解这只雅典的“牛虻”是在力图挽救雅典,反而将其归为以诡辩著称的智者之流。这着实是对苏格拉底的严重误解。另一方面,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也助长了公众对苏格拉底的这种感知。苏格拉底在驳第一批原告时,也曾提到“其中有一个喜剧作家”。事实上,《云》中所描述的那个思想库中的苏格拉底并非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只是借嘲讽苏格拉底来抨击智者的诡辩术对败坏青年所起的消极作用,以揭露雅典的精神危机,同时对当时的自然哲学家所作的无补于事的研究也提出了批评。也就是说,阿里斯托芬的目的绝不是要攻击苏格拉底这个人,而是在于针砭时弊。但是《云》剧的效果却加深了公众舆论对苏格拉底的误解和偏见,它确实起了形成舆论偏见的消极作用,这是阿里斯托芬所未曾料想到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苏格拉底对第二批原告的申辩。第二批原告的讼词是:“苏格拉底犯罪,他蛊惑青年,不信国教,崇拜新神。”从申辩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迈雷托士。那个迈雷托士的自相矛盾的言辞使人觉得他是一个毫无头脑的家伙,而且被苏格拉底证明他对青年漠不关心,以致苏格拉底说:“我觉得此人太轻率、太鲁莽,他的讼词是少年猛闯的表现。”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原告的讼词。关于被控蛊惑青年,色诺芬为苏格拉底作了很好的辩护。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生活勤俭、节制,他品格高尚,并且引导青年热爱德行;给予青年希望,如果他们谨慎为人,他们就会成为光荣可敬的人。色诺芬的记述是否属实,我们姑且不论。笔者认为,苏格拉底被控蛊惑青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苏格拉底遵从神谕的教导检查雅典人的智慧。这还要从德尔斐的神谕说起。如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所说,海勒丰去德尔斐求神谕。他问神,是否有人智过于苏格拉底。辟提亚答曰:“无也。”苏格拉底不知神的话究竟何所指,因为他自信毫无智慧,可是神绝不会说谎,于是苏格拉底决心探求神谕的真意。苏格拉底先后拜访了政治家、诗人和手工艺人,结果发现他们虽然皆以智慧著称,但事实上都缺乏智慧,而且以不知为知。苏格拉底终于意识到神的谕语是说,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不过藉他的名字,以他为例,提醒世人,唯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苏格拉底为探求神谕的真义,不断找人辩论。结果,他证明: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在某一领域内被视为专家的人对该领域一无所知。这样的结果、证明激怒和羞辱了他的对话者,也因此结怨于人。苏格拉底的这种诘问式的辩论方法,黑格尔称之为“苏格拉底的讽刺”,如斯东(I·F·Stone)所言:“苏格拉底问答模式的最污辱人和最令人生气的部分是,就在他们感到他自称无知是装出来给人看的时候,却暴露出他们的无知是真实的。”“这就是隐藏在柏拉图的文雅和贵族化玩笑的记述背后的残忍。由于它的彬彬有礼,就更加无情了。”不仅如此,如他所说,有闲青年和富家子弟竟自动追随他。他们喜见许多人被提问,还时常模仿他去考问别人。结果,被考问的人不恨他们,反而埋怨苏格拉底。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认为的他被诬告的真实原因,也是在我们看来可能性最大的原因。

  其次,苏格拉底被控蛊惑青年,可能与他的政治交往圈子有关。指控者说:“克里底亚和阿尔西比亚德(曾求教于苏格拉底)在和苏格拉底交游之后,使国家蒙受了大量的祸害;克里底亚是组成寡头政治的成员中最贪婪和最强暴的人,而阿尔西比亚德则是民主政治中最放纵、最傲慢、最强横的人。”苏格拉底与这两个人的交往容易使雅典人对他产生反感,甚至把他感知为雅典的威胁。这也是苏格拉底被控蛊惑青年的可能的原因。

  再次,苏格拉底反对民主政治,反对雅典的选举制度。苏格拉底认为:“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指控者说:“这一类言论激起了青年人对现有政府形式的不满,并使他们趋向于采取暴力行为。”

  关于对苏格拉底的第二个控告——“不信国教,崇拜新神”。在色诺芬的笔下,苏格拉底是异常虔敬的:“他常常在家中献祭,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他从事占卜,这也不是人们不知道的。”[6:1]我们该如何看待色诺芬的记述?伯奈特说:“色诺芬给苏格拉底作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那样,他是决不会被判处死刑的。”这些暂且不论,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被控崇拜新神是有原因的。苏格拉底时常说神降临于他,并阻止他做不该做的事。在申辩中,苏格拉底也提到了这一点。苏格拉底所说的神不同于雅典人所信奉的神,黑格尔称之为“灵机”。黑格尔说:“(苏格拉底)拿人自己的自我意识,拿每一个人的思维的普遍意识来代替神谕——这乃是一个变革。这种内在的确定性无论如何是另一种新的神。不是雅典人过去一向相信的神;所以对苏格拉底的控诉完全是对的。”

  雅典人为什么处死苏格拉底

  对于苏格拉底被处死的真正原因,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对此,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苏格拉底不会仅仅因起诉书中所列的罪名而被处死。有学者认为,这只不过是指控者以此为幌子,企图诬告苏格拉底,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格拉底的言论本身不大可能致使雅典人判处他死刑。雅典是一个以言论自由著称的城市,而且学术自由也是被认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有材料可以证实。如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所说:民主政体恢复后制定的第一批法律规定任何哲学家未经议会明确许可不得在雅典开办学校。但是这项法律迅速通过后不久却在议会中遭到攻击,因为这项法律显然是不符合民主雅典的言论自由传统的。最后,议会投票废除了这项法律,判处了提案人罚金,学术自由得到了认可。还有一则出自《新约》的记述:保罗作为传教士四处旅行,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迫害,但当他到雅典时,却发现这是个开放的城市,对于新的思想十分风靡。虽然这个城市“满城都是偶像,但他在市集上敢于同‘碰巧在那里的人’辩论,他所遇到的是学术上的好奇心,而不是不敬神的控告”。

  其次,关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云》剧的效果加深了公众舆论对苏格拉底的误解和偏见,它起了形成舆论偏见的消极作用。但是,这绝不可能成为苏格拉底被起诉以致被处死的主要原因。对此,斯东以讽刺又极具幽默的语言为我们作了解释:没有材料证明雅典曾有人因为喜剧诗人说了他什么而受到起诉,把苏格拉底的命运归咎于喜剧诗人,无异是把今天一个政客的失败归咎于报上漫画作家把他画成的丑态。

  有的学者认为,苏格拉底被处死是出于政治原因。关于这种看法,有很多疑问待考察。一方面,民主政体恢复以后,雅典实行了大赦。如果雅典的民主党人不愿处死“三十僭主”的真正成员,那苏格拉底就不太可能仅仅因为他与“三十僭主”集团的交往就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从两次投票结果看,第二次投票仅仅因苏格拉底的言辞激烈就导致许多原本认为他无罪的人转投他有罪。投票者的态度何以转变得如此之快?可能的原因在于,陪审团根本不清楚苏格拉底犯了什么罪,他们的投票的变化似乎只在于其情绪。色诺芬的记述证实了这种可能性:“雅典的法庭由于受到言辞的影响常常把无辜的人处死,而另一方面,由于言词所引起的恻隐之心,或由于申辩的人话说得中听,也常把有罪的人释放。”很不幸的是,苏格拉底的言辞着实激怒了他们。

  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苏格拉底最终被判死刑?如上所述,陪审团的判决很容易被被告的言辞所左右,苏格拉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由于他的过于激烈的言辞激怒了陪审团以致被判死刑。在申辩中,苏格拉底的论述让陪审团觉得他在自我吹捧,他说经常有神灵降临来指导他,这是雅典人所不能接受的;加之,他所提出的他所应受的惩罚更让法庭觉得他在同陪审团开玩笑。起先他提出他所应受的是在普吕坦内安就餐,之后又提出一麦那的罚款。这一切,已让法官忍无可忍。最后,他拒不向雅典人低头,并说:“我所缺的不是辞令,缺的是厚颜无耻和不肯说你们最爱听的话。你们或许喜欢我哭哭啼啼,说许多可怜话,做许多可怜状,我所认为不值得我说我做,而在他人却是你们惯用、习见的。”“我宁愿因那样的措辞而死,不愿以失节的言行苟活。”这些话对于雅典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羞辱。鉴于这样的态度,陪审团的反应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苏格拉底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死路。笔者认为,这就是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真正原因所在。但是,我们的探讨尚未结束,不能满足于这些表面因素。苏格拉底的被控及被处死是同他的哲学思想以及当时雅典所处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才是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最为深刻的原因。要详细了解,还得从雅典当时的境况及雅典民主制谈起。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制

  苏格拉底经历了雅典民主制从兴盛繁荣到腐败衰落的全过程。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而是与整个雅典民主制的兴衰密切相关。

  雅典在经历了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等多次改革以后,到伯里克利时代,成为最繁荣最强盛的时期,也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代。而在公元前399年,雅典民主制走向没落,究其原因,需从雅典民主制本身说起。

  对于雅典在2400多年前出现的民主制,我们应从两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雅典民主制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以言论自由著称的雅典在民主政治下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学校,更为人类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雅典民主制还开创了民主政体的先河,对后世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雅典民主制并非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从根本上讲,它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是以对外来奴隶的残酷剥削为基础的。

  雅典民主制的存在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雅典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的,雅典民主制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他们通过对奴隶的剥削维持其生存。他们自称民主制,事实上自己却是奴隶主。这并不矛盾。因为,雅典公民所谓的民主、自由,只是他们这一阶层的民主自由,超出这种阶级范围的民主、自由是不存在的。二是,希波战争以后,提洛同盟成立。表面上,各盟邦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事实上,身为盟主的雅典对各盟邦进行压榨,使其成为雅典的附庸,各邦按规定向雅典缴纳贡赋。正是在这种对奴隶进行剥削及对盟邦进行压榨的条件下,雅典实现了经济的繁荣,且为雅典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充分的基础。应该看到,雅典民主制的这一经济基础是很不牢固的,一旦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消失,其存在也就不再可能。随后局势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首先,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财富逐渐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与此同时,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甚至沦为奴隶。恩格斯指出:“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其次,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为争夺霸权进行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以雅典的战败求和告终,但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公元前405年,提洛同盟解散。雅典的战败以及提洛同盟的解散,使雅典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雅典政府再也无力供养这么多脱离生产的公民,大批公民破产,流落街头生活没有着落,对政治没有兴趣,民主制也就流于形式了。政府只能靠提高津贴来鼓励公民选举,这种情况下,公民选举的目的只是为了拿到津贴而不是出于是非善恶的判断。公民无法作出理智的判断,再加上蛊惑家的煽动,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而对十将军的审判和米洛斯屠城事件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面对这种状况,苏格拉底公开反对民主制,反对雅典的选举制度。他说:“用豆子拈阄的办法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对这种选举制度的批评和讽刺还很多,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安提西尼斯问雅典人,他们为什么不投票说驴就是马,因为他们有时选出的将领一点也不像真正的指挥官,就像驴不像马一样。另一则讽刺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的:据说,安提西尼斯说,兔子在议会发言要求大家都应该平等,狮子答道:“你的爪子和牙齿在哪里?”这些幽默背后包含了更为尖锐的讽刺,并且深刻指出了雅典民主制的弊端所在。

  雅典民主制是以假定每个公民的意见都是有价值的为前提的,但事实上,由于公民自身的局限,公民并不具备相应的政治知识以作出理智的、正确的判断。再加上蛊惑家的煽动,公民的情绪很容易被左右,这对于国家来说是异常危险的。因此,苏格拉底主张,政治与其他技艺一样,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国家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因为,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应该根据知识而不应该根据多数。多数并不代表真理,相反,这种多数裁定原则很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例子在雅典并不少见。

  笔者认为,苏格拉底所主张的由那个“知道的人统治”,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专家统治”“精英政治”有着共同之处。可以看到的是,苏格拉底确实指出了雅典民主制的弊端所在。民主制的实行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公民具有相关的政治知识,以确保他们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而这一条件在当时的雅典是根本不可能具备的。同时,民主政治的最大优点是自由,这是多数人所喜爱的,但是过分追究自由却破坏了它的基础,甚至导致专制。雅典有太多的自由而缺少权威。任何社会,没有一定的集中都是不可想象的。苏格拉底作为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更意识到了雅典民主制所面临的危机。因此,他反对雅典的民主制,反对雅典的选举制度。除此以外,针对雅典的社会道德现状,苏格拉底提出了他的道德哲学,以期劝导人们注重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而不是更多地追求金钱和名誉。他试图以此来匡正社会道德,拯救雅典。因此,苏格拉底以神谕为指导,以检查雅典人的智慧为其毕生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格拉底确实是神对雅典的恩赐,他也确实是雅典的“牛虻”。他为雅典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雅典人非但不能理解,反而把他当作异己的力量而处死。苏格拉底被处死不仅是一个哲学事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个事件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雅典民主制已经到了尽头,它再也无力肩负起维护雅典的使命。苏格拉底作为雅典公民中的一员,他深刻意识到了雅典的危机并倾之以毕生的精力试图挽救雅典。苏格拉底担负起了这一伟大的冲突,但一切已无法挽回。雅典的衰落是必然的,苏格拉底为雅典殉道也因此而带有某种必然性。

  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雅典人不久就对他们的行为后悔了,他们惩处控告者,并判处美勒托死刑;他们树立了一座由吕西普制造的铜像来纪念苏格拉底,放置在行进途中的山坡上。不久以后,安匿托士去访问赫腊克利亚,当地居民当天就将他驱逐出境。有人怀疑该记述的真实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这段记述是否属实,雅典人终究会认识到苏格拉底的价值。黑格尔指出:“雅典人由于自己的后悔承认了这个人的伟大;而另一方面(这是进一步意义),他们也认识到,苏格拉底这个原则,虽然对他们是有害的和敌对的——即提倡新神和不敬父母——已经进入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他们自己也处于这种矛盾分歧之中:他们在苏格拉底那里只是谴责了自己的原则。”这是雅典的悲剧,某种意义上也是苏格拉底的悲剧。雅典的悲剧性在于,它再也无力担负历史的重任,它曾经是伟大的,然而它终将在历史的大潮中退出历史舞台;而苏格拉底的悲剧性仅仅在于,他毕生以拯救雅典为其使命,但终究未能如愿,他心爱的雅典最终仍难逃脱衰亡的命运。但是,苏格拉底的死并不仅仅是悲剧性的,相反,他以死成就了自己,正是通过这一结局,他得到了真正的荣誉。这就是我们最后将要阐述的内容——苏格拉底对于我们的价值所在。

  殉道者的一生

  对于苏格拉底被处死,很多人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悲剧,这是因为苏格拉底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然而他却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苏格拉底的死,无论对雅典还是对苏格拉底而言,都是悲剧性的,而且,对雅典尤其如此。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的死固然有其悲剧性所在,即苏格拉底终究未能拯救雅典使其免于衰亡。但这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极为次要的。因为,雅典的衰亡是必然的,无论如何都已无法挽回。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以死贯彻并实现了自己的哲学,使他成为言行一致的典范。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以死而成就了自己的哲学,更成就了他自己。

  对于苏格拉底的死,很多人感到惋惜。有些人认为,苏格拉底应该争取免死,因为,对他而言,这才是公正的也是最好的。但苏格拉底却不这么认为。对于公正,苏格拉底有自己的看法;对于即将来临的死亡,苏格拉底认为这不仅不是灾难,反而是更好的事。就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苏格拉底应当争取免死,方法有很多。但苏格拉底却拒绝了,因为他毕生服从于理智,更加坚信自己的原则。他说:“我不能因目前的遭遇,放弃以往的言论,以往的言论在我依然如故,我还是尊重它。”他认为,我们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而生活得好,生活得美,生活得正当是同一回事。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放弃了一次又一次逃生的机会。在审判前,他本可逃跑以免于被起诉,但他没有,虽然这在当时是常见的;在法庭上,他拒不向陪审团低头,更不曾以妥协的言辞向陪审团乞怜;他拒绝提出一笔自认为有罪的罚金以代替惩罚;更拒绝在关押期间逃走,尽管舆论绝不会谴责他。所有的这些行为,在他看来都是不正当的。尽管苏格拉底也认为对他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但他仍然服从法律的判决。这在一般人是难以理解的,而在苏格拉底,这当中的道理却是明白而深刻的。

  在苏格拉底看来,法律是公民与城邦之间的契约。法是普遍的正义,是指导城邦的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则。因此,我们必须维护法律,以保证法律的威严和效力,维护国家的秩序。在《克力同》中,苏格拉底借法律之口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原则。雅典法律规定,公民成年之后如若对国家行政和法律不满,可离开雅典,往所欲往之地。但是,凡亲见雅典如何行政、立法,依然居留的人,事实上就是和雅典订下合同,情愿服从其的法令。同别的公民相比,苏格拉底很少不在雅典,如法律所言,“你比盲与跛和其他残废的人尚且更少出境。”苏格拉底一生的历程证明,他已经接受雅典及其法律。因此,他必须接受法庭的裁决,而不能因为法庭的判决对他不公而毁坏和践踏法律。正如泰勒所说:“对于一个毕生严格顺从城邦习俗树立榜样的人来说,在法庭的合格问题上遵循他个人的评断就会使他终身的誓言显得荒谬可笑。”尽管苏格拉底认为法律的裁决是不公正的,但他仍必须服从,因为违法是不公正的,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以恶报恶。而且,他并没有将对自己的误判归咎于法律,而认为这是某些当权者和其他人的错误。对此,有人评价说苏格拉底对雅典法律是“愚忠”,而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如此评价者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未能体悟苏格拉底的深刻。苏格拉底一生劝导人们追求灵魂的善,劝导人们重视性灵的修养而非金钱、名誉、地位。如果此刻他为免死而违背自己的原则,违背自己一生所为的论证,那么苏格拉底的哲学以及其个人声誉将毁于一旦。那样,苏格拉底虽免于一死,即使舆论不会谴责他,他也只能是一个平庸的哲学家,一个言行不一的人,直至颓然老去。没有理由让我们永远记着这样一个苏格拉底,因为在众多哲学天才之中,他实在平凡无奇。而且,他虽免于一死,但于己于友都无利。他的朋友可能因此而“犯罪,乃至亡家破产,而自己所去处,唯有受人奚落,余生永无扬眉吐气之日。”苏格拉底毅然赴死的举动,真正成就了苏格拉底,使苏格拉底成为哲学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哲学和他的精神因此而得以发扬光大。

  苏格拉底所以欣然赴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对于灵魂及死亡的看法。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应当视死如归。因为,“真正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在他看来,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他认为,肉体是灵魂追求真理的障碍,所以当灵魂与肉体结合的时候,灵魂不能求得纯粹的知识。为此,灵魂渴望解脱以求得真正的智慧,而死促成了这一实现。因此,真正的哲学家临死决不会愁苦,相反,他们应很欢喜,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到了那个世界,只有灵魂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从而去除肉体的沾染,实现灵魂的净化,才能通向真正知识的门限。因此,对于真正的哲学家来讲,死是最后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事。同时,苏格拉底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会在另一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生存,等候回生,即灵魂是不朽的。在他看来,假如灵魂是不朽的,我们该爱护它,不仅今生今世该爱护,永生永世都该爱护。因为,既然灵魂是不朽的,恶人就不能以死逃避邪恶,也不能由其他任何方法得救,除非尽力改善自己,尽力寻求智慧。因为灵魂到另一个世界的时候,除了自身的修养,什么都带不走。因此,我们活一辈子,应该尽力修养道德,寻求智慧,因为好人所得的,远比坏人的好。苏格拉底临死仍不忘对雅典人的劝导,他通过论证“灵魂不朽”来劝导雅典人要热爱智慧,重视德性的修养,试图以此来匡正社会道德,挽救雅典。但苏格拉底没有看到雅典衰亡的真正原因所在,即雅典以及雅典民主制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雅典的衰亡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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