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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中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将“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作为学生的核心素养,这引起广泛的讨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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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解读:“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关系初探

作者: 大成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14日 12:40:51
  修订中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将“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作为学生的核心素养,这引起广泛的讨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下面借助清末废科举、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两个历史问题,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希望为核心素养的持续讨论,提供一点参考。

  一、从内涵看,“史料实证”属于“历史解释”

  求真是历史研究的永恒追求。从内涵上说,“史料实证”旨在通过可信的史料努力实现探求历史真实的目的,即进行事实判断,而事实判断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历史解释。“历史解释”不仅限于获得历史真实,即不能满足于事实判断,而应以“史料实证”为基础,即在事实判断的前提下,结合相关史实,遵循一定的史观、原理和方法,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原因、意义与影响等进行深入探讨,实现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历史解释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结合。可见,“史料实证”是做出合理“历史解释”的基础与前提,是“历史解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史料实证”在本质上属于“历史解释”的范畴。下面将通过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案例1-1:废科举后士人的反响

  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下令,次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392页。]。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废科举断送了读书人的前途,因此必定会引发士人的强烈反应。阅读相关研究成果后发现,废科举是在平稳中完成的。以下史料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废科举令颁布后士人的平静反应:

  前日报载有上谕,立即停止科举……今日科举已成历史上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哭者矣。[ 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9页。]

  1905年10月15日: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思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以下四天的日记均出自此书,因此仅标注页码。]

  1905年10月17日: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146页)

  1905年10月23日: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147页)

  1905年11月2日:科考一停,士皆殴(通“驱”)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147页)

  1905年11月3日: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47页)

  日本人根津一看到,“废止科举是近来非常极端的措施,但未发生非常激烈的反对……反对者也没有出头,读书人大都满心欢喜”[ 干事长向东亚同文会1905 年12 月23日会员大会的报告。见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说:既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895—1912)》(上),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473页。]。

  在年轻士人朱峙三看来,废科举似乎与自己无关,他成了一个旁观者;中年士人刘大鹏虽灰心丧气,并为士人的生活及未来忧心重重,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这个千年制度的寂静变革大大出乎日本人根津一的预料,甚至让英国人莫理循对中国的全面改革充满信心。这些史料充分实证,废科举并非“暴风骤雨”,它几乎成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案例2-1: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

  在许多人的“常识”里,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种植园奴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食不果腹,还经常受到主人的各种虐待。教学中,还有教师用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帮助学生形成对奴隶制的感性认识。

  《苦难的时代》[ [美]罗伯特·威廉·福格尔(Fogel,R. W.)、[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Engelmann,S. L.):《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颜色译,机械出版社,2015年。]一书使我们认识到,斯托夫人的见闻不具普遍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及其合作者,用计量的方法对奴隶的生活及种植园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对“奴隶制经济传统解读的一些最重要的修正”(前言,页)。以下是从该书中摘编的体现“史料实证”特点的论述:

  从发病开始,生病的奴隶都必须整日待在医院里,直到他们可以重新工作。生病的奴隶会得到一些特殊的照料,包括药物治疗和特殊餐饮。奴隶的医疗机构与种植园的规模相对应,一般大型的种植园配备大型医院。(82~83页)

  一位种植园主表示,“孕妇必须被温和地对待,在离家近的地方做一些轻松的工作”。“轻松的工作”指的是日常工作的50%~60%,且不包括耗费大量体力的劳动。(85页)

  一位种植园主拥有200名奴隶,其中120名正被当作劳力使用。从1840年12月开始的两年内,执行了160例鞭刑,平均每人每年遭受0.7次。超过半数的奴隶并没有受到过任何惩罚。(101页)

  奴隶不仅在周日可以休息,在非农忙季节的周六,也可以休息全天或半天。奴隶每年还有一周左右的固定假期,另外还有每年大约12天的病休。(150页)

  种植园主对一些创造较好生产记录的奴隶个人和团体给予奖励。奖品有衣物、香烟、威士忌,甚至还有现金。表现非常好的奴隶,还会得到假期或旅行的奖励。(103页)

  种植园主德弗罗划出部分土地给奴隶,供他们种棉花。奴隶们将收获的棉花交由德弗罗代为销售,每家大约可获得100美元的收入。(103~104页)

  种植园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紧张,这些论述有助于学生了解种植园主“善待”奴隶的一面。汤姆式的奴隶在当时肯定是存在的,但不能认为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种植园中,全部或大多数奴隶都过着汤姆式的悲惨生活。

  二、从外延看,“历史解释”较“史料实证”更广泛

  学术界普遍认为,历史学首先是一门基于史料分析的“实证”学问。正因如此,将“史料实证”作为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史学研究不能止于“史料实证”,应在“史料实证”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从不同角度、不同视角,做进一步的解释。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指出,历史学是一门带有科学(实证)属性的解释学,科学性(实证)是历史学的一个属性,但不是历史学本身。历史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全有待于解释给他以生命。[ 王学典、孙延杰:《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97年第6期。]下面将通过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案例1-2:如何解释废科举中的“软着陆”现象

  严复认为,废科举是“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外日报》1906-01-10。见《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页。 ]。然而,废除如此重要的制度并未引发巨大的社会风波,清政府何以实现重大措施“软着陆”的呢?综合学术界的解释,这与当时的科举制度以及清末的教育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科举之路的门槛虽低,但成功者却寥寥无几。况且,清朝末期的吏治腐败,通过捐纳入官的人数大增,原为选官正途的科举,难以正常运作,获得功名而得以入仕的比率明显减少,导致科举对士人的吸引力大大下降。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士子的观念逐步改变,不少人放弃科考,转而从事工商业活动。[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徐佳贵:《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

  伴随着西学东渐,变革科举制不仅成为朝野的关注点,而且考试内容也增加了与西学相关的内容。新式学堂的创办,更使读书人认识到,科举制度已很难长久。在废科举之前,社会舆论就此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争论。人们在兴学堂、废科举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大的分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废科举的时间与方式上,即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停废科举。[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15页;杨齐福:《科举制度废除前后之社会舆论》,《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3期;杨齐福:《纪念废科举百年——试论20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废除及其反响》,《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1期。]

  除了科举制度本身与教育改革的因素外,废科举的“软着陆”也与清政府出台的配套措施密不可分。为了解决士子们的出路问题,清政府采取了以下应对之策:一是引导士人参与选拔性考试,优秀者可入仕就职;二是引导士人进入省、府、县各级师范学堂及简易科师范学习,毕业后可安排教职;三是引导士人公费或自费留学,学成归国加以重用;四是将私塾学馆改为新式学堂,变塾师为教师;五是承认私塾的合法性,提高塾师的社会地位;六是发展文教、民政等事业,设置劝学所、巡警局等机构,吸收士人从事新业。[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

  中山大学关晓红教授指出:“在科举停废至清亡的6年中,不仅举贡生员入仕就职机会与概率之高此前未有,而且优先录用的待遇也是闻所未闻”;“无论在国家还是地方社会层面,为数众多的士绅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凭借更多的权力资源和多样化的渠道,广泛进入各级权力圈。”[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可以说,清政府的上述举措“充分考虑了科举废除后社会的承受度,并给那些因科举废除而大为沮丧的人们,预先设计和提供了可以选择的其他出人头地的途径”,从而“最大可能地减轻了其对制度变革的抵触情绪乃至极端举动”[ 戴鞍钢:《清末废科举何以“软着陆”》,《国家治理》2015年第1期。]。

  案例2-2:如何解释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

  福格尔等人的实证研究告诉我们,美国内战前,南方种植园奴隶的待遇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北方的产业工人。种植园主为什么这么做呢?福格尔等人认为,将生病的奴隶同健康奴隶隔离开来,可以使传染的风险降到最小;让生病的奴隶卧床休息,可以避免因为严重的疾病带来的更大损失;防止奴隶的健康受损,对种植园主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慎用鞭刑惩罚奴隶,这是出于提高惩罚效果与生产效率的考虑;采取奖励措施,可以使奴隶全身心地投入劳动,并将主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 《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第82~83、第102~103页。]

  福格尔等人研究指出,美国内战前,从经济上看奴隶制并非行将就木;且无证据说明,如果没有战争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干预,奴隶制会由于单纯的经济因素而消亡。与此相反,南北战争到来之际,种植园经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并呈现持续巩固的趋势。尽管自然资源给予南方在农业方面一定的优势,但是,奴隶制的存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还发现,城市奴隶制的历程并未证明奴隶制无法适应工业体系,也不能说明黑人奴隶无法在工业体制下生存。工业生产中的奴隶无论在勤奋程度还是生产效率方面,均不逊色于自由工人。事实上,城市对奴隶需求的增长比农村更快。[ 《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前言~页、第189页。]

  福格尔等人的结论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美国计算机科学公司陈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指出,奴隶主实施“家长式温情”管理,提高奴隶的生活待遇,并非出于人道的考虑;这样做可以使奴隶制变得更有效率,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当然,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英国棉纺织业的高速发展。而且,福格尔等人的结论并不想、也不足以证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与先进性。[ 陈伟:《美国制宪先贤蓄奴之谜》,《读书》2017年第2期。]

  也有学者对福格尔等人的解释持怀疑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隋福民指出,从研究的时段上看,福格尔等人的观点只是一个短期结论。因为世界市场对棉花有大量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棉花价格的走高,种植园才有如此可观的利润。如果世界市场的需求不能持续,奴隶制还会有此高效率吗?福格尔等人的研究不能证实,奴隶制的高效率是否会一直持续,也许在世界市场需求降低时,奴隶制就会自动衰亡。[ 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14)》,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三、简要小结

  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史料实证”学科,不能完全依赖“史料实证”进行解释,学界对“史料实证”的局限性进行过阐释。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指出,实证的基础是史料,但实际遗留下来的史料,可能不过是原初材料的千百万分之一。古代史不用说,研究近现代史的人,每觉史料汗牛充栋,常有被史料没顶之感。然而真到了论证具体问题时,立刻产生“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感。大概史料不足是任何史家始终面临的常态。但是,不能被史料证实的,也是能够进行解释的,可以用“有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解释“那无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 罗志田:《史学最需想象力》,《南方周末》2009-12-10。]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指出,对于顺治帝是否出家当和尚、李自成到底是死在湖北通山还是湖南夹山等问题,只能或可以通过“史料实证”的途径予以解决。但是,超出证伪或证实之类的问题,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原因,就无法通过“史料实证”来解决,必须运用一定的学理来解释。[ 王学典、孙延杰:《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97年第6期。]

  事实确认是进行“历史解释”的必要工作,“史料实证”无疑是确认事实的重要途径。“史料实证”绝非价值中立的研究过程,其背后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史料实证”在本质上就是进行“历史解释”。即使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史料实证”的结束并不代表“历史解释”的完成,因为对于某些历史事物还须做进一步的解释,以挖掘其更重要的价值。

  并非所有的“历史解释”都能通过“史料实证”来实现,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对历史进行合理解释。根据中学教科书的叙述,“夏朝的存在”是被二里头考古实证的信史。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写的《中国通史》指出:“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学术界目前尚未得出定论。”其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有文字的证据”。[ 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中国通史: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117~118、11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文化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认为,对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讨论,目前仅限于推论和假说的范畴,该文化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信息的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0页。]。显然,将二里头文化遗址视为夏朝存在的标志,只是一种逻辑推理式的“历史解释”,而非“史料实证”式的“历史解释”。

  基于以上分析,“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的关系可用图示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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